“李立三冤案”背后始作俑者是谁？

来源：《同舟共进》2016.01

原题：《李立三“通敌”案的形成》

作者：韩三洲（作家）

依照历史传统观点，中共早期的工人阶级杰出领袖李立三，在“文革”期间遭受康生及其同伙的迫害，最终不幸遇难。然而，依据最新披露的史料，揭露出一个惊人的真相：并非他人，正是张国焘的得力助手，李立三的身边人，竟然虚构罪名，诬陷李立三，最终导致其不幸自杀。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那位曾加害他人者，亦最终因自己所构陷的“特务集团”冤案而命丧黄泉。

李立三，作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其一生始终背负着两重沉重的政治负担，如同挥之不去的幽灵，紧紧纠缠着他，终致酿就了其生命的悲剧结局。

第一个是人所共知的事件1930年“左”倾冒险。即党史所称的“立三路线尽管这段时光仅短暂地延续了三个月，然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因此不幸被囚禁于苏联，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深刻反思了那次错误的道路，并对此深感悔恨，持续了整整30余年的时光。

第二重政治阴霾。于1936年，他邂逅了来自俄罗斯的女子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后改名李莎） 结婚随后，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系的裂痕逐渐加深，这让他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分子，被排除出中共高层领导的政治圈子，最后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36年，陕北保安的窑洞内，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展开了对话。谈及自己1915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长沙街头张贴征友启事的那段往事时，他依旧记忆犹新。谈及此次挑选朋友之严格，收获颇微，仅得三人半。其中，罗章龙位列首位，其余两位则已渐行渐远，记忆模糊。至于李立三，他直言只能将其视作“半个”朋友。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的这“半个朋友”正因为“立三路线”在莫斯科接受审查。

李立三回忆道：“在‘二十八画生’征友活动进行之际，我正就读于长郡联立中学。记得那天，我在长沙南城门旁偶然瞥见了那则手刻油印的征友启事。”经过一番深入的分析与推测，这群同学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很可能就是毛泽东本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听闻长沙曾有一位名为毛泽东的“奇才”。众人皆心生向往，渴望一睹其风采。恰逢中秋佳节，他与同窗约定，一同前往探寻毛泽东。然而，他们在第一师范的宿舍与自修室均未觅得他的踪迹，遂转至教室，却见毛泽东正端坐讲坛，全神贯注地阅读书籍。

毛泽东年长李立三六岁，其气度宛若一位博学之士。加之李立三原本对他怀有“怪人”的印象，因此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显得有些拘谨，不敢主动与其交谈。他只是假装去观赏墙上的课程表，借此机会悄无声息地从毛泽东身后走过，恰好看到毛泽东正在阅读《宋史》。李立三在毛泽东身后经过，毛泽东直到此时方才察觉，随即起身离开讲台，向李立三走来。然而，李立三并未敢与毛泽东交谈，很快便转身离去。

十数年后，在与毛泽东共度的时光里，李立三于闲聊之际提及那桩旧事，毛泽东不悦地回应道：“哦，原来是你！记得当时我与你交谈，你并未作答。”毛泽东续言：在那次探访旧友的聚会中，我仅结识了三位新朋。如今，若再将你纳入其中，那便是我旧友新交的合体。尽管当时我们未曾深入交谈，仅是匆匆一面，但在这份缘分的纽带下，不妨算作半个知己吧！

娶俄妻招致不幸

1930年，受“立三路线”错误的影响，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往莫斯科展开自我反省，无奈却被迫滞留于苏联境内。

1936年二月，年届三十七岁的李立三与年仅二十二岁的俄罗斯女性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喜结连理，自此，他们相濡以沫，共度风雨，成为了不离不弃的伴侣。

1946年，李立三先生与夫人一同返回了我国东北。基什金娜女士更名“李莎”，自此在这片第二故乡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在随后的五十余载岁月里，她倾注心血，运用智慧，为国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俄语教师与翻译专家。

林伯渠之女林利在《往事琐记》中追忆道，鉴于中苏两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众多久居苏联的中国同胞曾在此地结为连理，然而，这些配偶却未能获得苏联公民应有的权益。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与陈昌浩的前任伴侣格拉娘便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时常抱怨，感叹嫁给中国人后，竟沦为了二等公民。且至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那些已婚苏联女性的中共党员干部，无论其职务高低，均被禁止聆听“反修”主题的报告，亦不得阅读相关文件。此前，那些跨国婚姻的伴侣们尚存一个微小的社交圈，孩子们亦得以不时欢聚一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众多家庭不堪政治压力的重负，绝大多数原本和睦的中苏联姻家庭纷纷走向破裂，最终仅存寥寥数家得以幸存。此时，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关系也浮上水面，成为中共高层关注的问题。

李立三和毛主席

1959年夏季，在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突然对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彭德怀同志近期对东欧国家进行了访问，而你却在此关键时刻提出质疑，这背后是否有所指？赫鲁晓夫对你的赞誉有加，你是否向他承诺了某些事项？

听闻此言，那位向来以整治他人为生、擅长挥舞鹅毛扇的康生把握时机，趁机借题发挥，再次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曾在苏联逗留长达15年，且拥有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公然散布“李立三是通敌叛国的分子”的言论。与李立三进行了深入交谈，对李莎的国籍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面对康生的质疑，李立三内心焦虑，深知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当年十月，他向康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竭力为李莎洗清冤屈，强调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热爱……在政治立场方面，她绝无任何问题，我对此可以给出绝对的保证。”

步入1960年，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周恩来亲自代表党中央与李立三进行沟通，明确表示党中央的立场：希望李立三与李莎解除婚姻关系。如若不然，党中央将要求李莎放弃苏联国籍，转而加入中国国籍。

1962年6月20日，李立三特地致函领袖，就此事进行自我辩解，并向李莎表达立场。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际，周恩来与康生受中共中央委派，再度与李立三进行交谈，再次提及离婚事宜。因此，李立三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重点阐述了与李莎的婚姻状况及其当前的发展情形。

之后，10月14日，李立三再度致信周恩来，信中字数逾四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与诉求。在信中，李莎以坚定的党性承诺，彰显其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她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立场鲜明且坚定，绝不容许将苏联人民与苏联的修正主义混同。

李立三为了维护其跨国婚姻，曾连续四次向中央部门致信，坚决反对离婚。他指出，我们已步入暮年，孩子也已长大成人，离婚将面临何种困境？再者，我们携手走过了近三十载，夫妻情谊深厚，尤其是……1938年我在苏联被捕期间，李莎对我一直很忠诚，冒着风险去监狱看我，并为此脱离了共青团。

李立三在委托秘书李思慎转交中央的信件时，眼含热泪感慨道：“我们历经风雨，真是一对同甘共苦的伴侣。我怎能在这个时刻与她提出离婚呢？”李莎身为俄罗斯民族的一员，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无可置疑。然而，她并不认同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政策。她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持有坚定的支持态度，并赞同我国坚持的马列主义指导路线。此外，我今后仍将致力于对她进行教育，确保她不会对党的方针政策持有异议。

1966年，李立三家。

李莎在晚年回顾那段历史时，言辞间流露出了几则颇具意味的言论：三十年代末，由于李立三所涉“问题”，苏联组织逼迫我与李立三离婚。然而，结果并非如预期，我并未与他离婚，反而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这一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建议我与李立三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样未能如愿，最终我真正成为了中国媳妇。1964年，李莎毅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国籍，此后她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投身于教学工作，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教育热情。

根据李思慎所著《李立三后半生》的记载，在李立三将这几封信递交至中南海之后，中央方面便未曾再催促他与李莎办理离婚手续。在政治压力的笼罩之下，昔日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的李立三家，现已变得门庭冷落，人迹罕至。建国伊始，李立三正值其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备受信赖且工作热情高涨。他身负重任，不仅担任政务委员，更享有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家中还设有警卫班以保障安全。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受妻子问题的波及，李立三在党内政治地位逐渐下滑，日渐式微。待至庐山会议召开之际，他在华北局的原有职务亦基本被剥夺，实则沦为闲职，常常遭受无端指责与冷落。

李立三致信劝诫陈昌浩。

在李莎的一次访谈中，她透露了当时有人试图浑水摸鱼，向中央寄送诬告信，指控她为苏修特务。关于此人究竟是谁以及其动机为何，直到《李立三后半生》一书的披露，真相才得以揭晓。这位人物竟是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一度在党内极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陈昌浩。而他之所以诬陷李莎为苏联特务，竟然仅仅是出于个人恩怨。

当年西路军兵败河西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曾悄然重返汉口，专程回家探望前妻刘秀贞。待他再度启程返回延安，却发现世事变迁，山河依旧，而人事已非。昔日的庇护者张国焘在政治舞台上已失势，自那以后，陈昌浩在党内地位急转直下，唯有撰写检讨与辩解之途。

1939年8月，陈昌浩携与前妻所生的小儿子陈祖涛抵达苏联，并在莫斯科长期居留。随后，在组织的批准下，他与第二任妻子张琴秋结为连理。沈泽民，曾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其夫人原为作家茅盾之弟。沈泽民不幸离世后，她便嫁与陈昌浩为妻。离婚后，并在1945年，陈昌浩与一位俄罗斯纺织女工格拉娘喜结连理。据他本人所述，与女工结合，相较于知识分子，能够减少不少烦恼。

陈昌浩和格拉娘

在苏联岁月里，李立三与陈昌浩曾并肩于苏联外文出版社共事，两人夫妇间的交往亦颇为频繁。1952年，陈昌浩与妻子格拉娘，携同他们的儿子——当时年仅七岁的陈祖莫，一同重返祖国。陈昌浩此后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并担任《俄华大词典》的主编，而格拉娘则在编译局负责俄文打印工作。这些职位看似轻松，实则透露出陈昌浩在党内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他似乎已成为一位边缘化的政治人物。

《李立三后半生》记载：自自1959年起，陈昌浩便对他人心生倾慕，为了重组家庭，他屡次提出与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他的理由是对方“性情多变，偏爱特殊待遇，生活习惯难以协调”。性格刚烈的格拉娘立场坚定，坚决拒绝离婚，此事一时间沸沸扬扬，传遍整个城市。李立三与陈昌浩均为党内曾犯有过路线错误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妻子恰好都是俄罗斯人，在北京的交往颇为频繁，情谊深厚，宛如亲姐妹一般，平日里常有互动。在同志情谊的感召与深切关怀下，1960年春季，李立三致信陈昌浩，坦率指出对方在家庭与婚姻问题上处理不够严谨，随之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与诚挚的劝诫。

林利在其著作中追溯，恰逢中苏关系日益尖锐对立之际，长期在青岛疗养六年的陈昌浩毅然致信中央编译局领导，毅然决然地提出与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的强烈要求。诸多关于格拉娘身为苏联使馆情报员的荒谬言论亦被记录在案，更有甚者，将李莎牵扯其中，声称格拉娘的一举一动均受李立三妻子李莎的指使。中央编译局领导于干部会议上揭晓了该信函的具体内容。陈昌浩所提出的与格拉娘的离婚请求，被视为国际阶级斗争在中央编译局的具体体现。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陈昌浩一边，共同将格拉娘驱逐出编译局。林利向领导提出意见，强调陈与妻子之间的离婚乃私人事务，不宜将其夸大至国际阶级斗争的层面。林利认为，陈昌浩此举意在利用“反修”的风潮，摆脱妻子的束缚，将自己塑造为“反修”的先锋。结果，领导的耳中不悦于那番言论，一年之后，林利本人亦遭调离编译局。

林利回忆，在“文革”风暴肆虐之际，她与所谓的“至交”孙维世一同因“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拘捕。幸得天佑，她得以幸存，但年仅46岁的孙维世却因狱中困苦而英年早逝。

李莎、孙维世（后排）、李英男（前排）、林利。

陈昌浩为离婚编造“苏修特务集团”。

终于，陈昌浩实现了愿望，组织批准了他与涉嫌“苏修特务”的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并于1965年7月迎娶了第四任妻子孟力。中央编译局对此表示全力支持，热忱地接纳了这位“反修”战士，并向他提供了“反修”文献以便阅读。

陈昌浩与孟力

近年来，诸多关于陈昌浩的传记与访谈均提及，陈昌浩与格拉娘在“文革”时期被迫离异。然而，这一说法实属谬误。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1月3日，李立三在接待中央编译局的外调人员时曾明确指出：1962年，陈昌浩为与格拉娘解除婚姻关系，不惜向高层献上炮弹，公然宣称格拉娘系修正主义分子，并声称其与苏联大使馆有所勾连。同时，他亦对李立三的妻子李莎及其女儿进行诽谤，指责她们与苏联大使馆存在联系，并涉嫌传播修正主义观点。陈昌浩向中央正式控告此事。实则是对李立三进行诬陷，并对他实施陷害与报复，此举亦使得党内那些心怀叵测的高层人物得以趁机炮制“李立三通敌国外”的谣言，进而导致他再次遭受更加严苛的政治审查。

即便是在“文革”肆虐的1967年5月19日，陈昌浩在与外调人员讨论李立三问题时，依旧流露出对他不满的情绪，竟无中生有地宣称：

我与妻子离婚的过程颇为漫长，其关键在于遭遇了前市委及中宣部的干预。李莎对此事坚决反对，李立三亦站在我妻子一方，力劝她不应与我分道扬镳。在我妻子频繁造访李立三家之际，法院在判决离婚前夕通知了她，然而她却径直前往李立三的住所。归来时，她手中握有一份条理清晰的答辩状，这显然非她本人所能撰写，我怀疑是李莎或苏联大使馆提供了协助。据我妻子所述，她与李莎曾一同前往裁缝店定制衣物，当时一位体型较胖的女性走了进去。李莎向格拉娘透露，那便是……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的夫人，李莎与她——契尔沃年科夫人的相遇，并非偶然。她们常常一同前往副食供应站（专供高级干部享用），那是她们交流的常去之地。尽管大使馆亦是她们的联系场所之一，但并非每次都必至。

很明显，陈昌浩的此番言论，实则是指控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联系成为她通敌卖国的铁证。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陈昌浩对李立三的所谓“里通外国”的指控，竟然一一得到了证实。据李莎回忆，大街小巷充斥着李立三的巨型标语，所引用的内容均出自那个外表道貌岸然、实则心机深沉的C之手。这里的C，指的是陈昌浩。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对李莎施加了“苏修特务”的罪名。

李莎做梦也没想到。她竟然意外地成为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所谓“上级”。集团成员：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洵原副院长 、林利等若干人。

在此期间，身患重疾的李立三在短短数日内，遭受了造反派多次的批斗与审讯，累计达二三十次之多。6月21日，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内，一场针对李立三和李莎的批斗大会正在进行。现场人潮涌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众人纷纷前来一睹中央文革所点名的“苏修特务”的风采。

翌日下午，在第二次现场批斗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李立三疑似的“服安眠药自杀”。

李立三逝世翌日，李莎亦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之中，历经八载铁窗生活，直至多年之后，方才得知丈夫已逝去的噩耗。她的两个女儿亦因“通敌”之罪，遭受牢狱之苦，随后又被遣送至偏远农村。

李莎被捕当日，格拉娘亦因被冠以“特嫌”之名而身陷囹圄，狱中遭受了极为残酷的对待，身心俱疲，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1980年代之后，她在异国他乡离世。

尤为离奇的是，时值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30日夜晚。陈昌浩，他始终坚称妻子格拉娘与李莎是“苏修特务”，同样因“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难以洗清冤屈。在红卫兵的残酷打击下，他最终吞下了大量安眠药，于北京晨光街的红霞寓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立三、陈昌浩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高层人物最后结局竟也高度相似， 非但都是服用药物后自寻短见，而且他们死后的遗骸亦被暗中焚化，至今下落不明。

李立三死后，他在遗书中向毛泽东表达的最后愿望，仅剩的一项请求，便是郑重声明。“我家上下未曾涉及任何通敌卖国的罪行。恳请中央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与审查，并公正无私地得出结论。”

十三年后的1980年3月20日，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亲自关怀下，李立三同志的名誉终于得到了彻底恢复。当年对他的“苏修特务分子，开除出党”的定论，被明确指出为冤案，并予以撤销。自此，多年来笼罩在李立三同志身上的种种不实指控与诬陷得以消散。此外，陈昌浩同志夫妇的冤案，也随后得到了公正的平反与昭雪。

可以说，李立三在“文革”期间因“里通外国”的冤案而离世，尽管政治环境的大气候是其中一大原因，但陈昌浩出于个人私利，屡次为陷害他人提供政治上的攻击武器，这同样是导致他人和自己陷入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剃头者亦剃人首。在“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历史与人事之间的错综复杂，令人深思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