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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央企职工携家返乡务农的抉择
六零年代北京央企职工，为何举家返乡种地
那张盖着北京某央企红戳的工作证，被我爷爷塞进了箱底。连同它一起被封存的，是六零年代人人羡慕的京城户口、铁饭碗，和一张帅到能帮领导侄子去相亲的脸。
太爷爷气得摔了茶缸子。“全家跟你回农村喝西北风？”
但老爷子心里那本账算得门清：儿子长得太招摇，在厂里文艺汇演上被领导闺女盯了好几回。风口浪尖的，不如带着全家“支援农村建设”。
街坊都说他傻。只有蹲在田埂上抽烟的老支书眯着眼笑：“这小子带着全套《机械原理笔记》回来，分明是给咱请了尊财神。”
果然，秋收前抽水机趴窝，全村围着生锈的铁疙瘩干瞪眼。我爷爷挽起裤腿，把齿轮拆开用煤油洗了三遍，对着说明书重新校了轴。水泵轰隆隆转起来时，他白衬衫上全是油渍，像在车间里摆弄新机床。
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常借口看修农机，往田埂边溜达。我奶奶举着锄头冷笑：“当年在北京，纺织厂女工给他织的毛线手套能装两麻袋。”
太爷爷直到弥留前夕才吐实话：“那年月，树大招风啊...你爷爷这手金蝉脱壳，保住了全家平安。”
去年拆迁队在老宅翻出个铁盒，里面除了工作证，还有张1965年的《农业机械革新奖状》。邻居老头咂嘴：“你爷爷要是留在北京，现在能领八千退休金。”
我盯着奖状上“改良播种机”五个字，忽然想起他晚年常坐在农机库房门口，看年轻人用手机操控无人机洒农药。
那些穿越六十年的选择，早被时代碾成了不同形状的齿轮。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当我在家族群里发爷爷旧照时，00后的表妹秒回：“这颜值放在现在，绝对能靠直播种地成顶流。”
#给立冬划个养生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