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问傅作义：部长没实权？周恩来大怒

1949年某日，毛泽东主席于天坛公园偶遇水利部长傅作义，二人交谈甚欢。交谈之际，主席询问道：“党内有人怠慢你吗？”傅作义急忙摆手道：“实在不敢当，您宽恕了我的过错，我已是心怀感激。”

毛主席继续问他：“从水利部的文件来看，并未发现您的名字作为部长，这是否意味着您可能并不掌握实权？”傅作义曾言：“因工作繁忙，频繁外出，故由副部长审批亦无妨。”

毛主席听闻傅作义所言，未置一词，本以为此事就此落幕，岂料周恩来得知后，勃然大怒，言辞激烈。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原因？为何毛泽东对傅作义如此厚待？在水利部，傅作义为何显得权力受限？周恩来又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呢？

傅作义公开发电，叫阵毛主席

傅作义，于1895年诞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其家族代代以耕作谋生。父亲傅庆泰早年曾在黄河岸边辛勤劳作，从事艰苦的苦力活。随着岁月的流转，他逐渐积累了一些财富，并与友人携手投身于煤炭运输的生意，家庭生活亦随之渐入佳境。

傅作义自幼聪慧好学，过目不忘。10岁时，他便顺利考入县城东门外的学堂。随后，在13岁那年，他又成功跻身运城河东中学的行列。15岁之际，他已踏入太原陆军学校的校门。正值傅作义16岁那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他毅然剪去长留多年的辫发，投身于起义军，担任学生排排长，并曾试图刺杀袁世凯。

1915年，傅作义步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完成了学业后，他在阎锡山的晋军中履职，历任排长、连长等职，同时亦投身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烽火之中。傅作义以其卓越表现和英勇作战，仅一年时光便由团长跃升至师长，军衔也从上校晋升为中将军衔，因而成为晋军中颇负盛名的将领。

1927年，晋军转而支持北伐势力，发起了对奉军的攻势。在此过程中，傅作义率领其部队成功占领了奉军的战略要地——涿州。然而，随着奉军全力反击，晋军不得不撤回山西，而涿州在傅作义的指挥下，也沦为了孤城一座。

在傅作义陷入困惑之际，一封劝降书意外落入了他的手中。面对昔日军校恩师的劝降，他毅然回应：“恩师在传授我们知识时，从未涉及投降这一课业！”傅作义在涿州孤守三月，由此声名远播，传遍全国。

涿州之战，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堪称城市攻防战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纵然傅作义最终以败绩收场，然而他在攻城掠地与防守固守方面的卓越军事才能，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这亦是他在军界成名的一大关键。

抗日战争一经爆发，傅作义便肩负起绥远第七军团总指挥的重任，并高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激昂誓言。此后，他积极参与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平型关战役等重大战役，率领部队历经辗转，行程逾一万八千里，参与战斗290余次，屡建赫赫战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五原大捷”堪称国民党军队首次夺回沦陷之地的辉煌战果，而此役亦由傅作义率领部众英勇作战。战事落幕，蒋介石特颁“青天白日勋章”，首枚勋章赠予自身，次枚则荣耀归于傅作义。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常以气派非凡著称，其生活方式亦极为奢华。然而，傅作义却截然不同，他生活简朴，与士兵们身着相同的棉布军装，腰间仅系一根细窄的皮带，因此众人尊称他为“布衣将军”。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岁月里，傅作义的防区与陕甘宁边区毗邻，他与八路军干部的交往亦颇为频繁，两支军队亦曾多次携手并肩作战。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持有偏见，但这并未能阻挡傅作义对共产党的敬佩之情。

1938年，傅作义特地派遣代表前往延安，邀请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加入他的部队，负责整治工作。彼时，八路军秉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傅作义为借鉴我军的优良作风，亦发布了“十项纪律”；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傅作义亦着手“土地整理”……

傅作义的部队频繁汲取八路的先进经验，因而亦被其他国民党军队戏称为“七路半”。此举亦引发了蒋介石的警觉。他迅即派遣中统特务进入傅作义部，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并随即对傅作义部中的共产党员进行了驱逐。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关系亦发生了转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所侵占的领土亦亟待由中国军队接管。此时，八路军在前线奋勇作战，迅速拓展了控制区域，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则多驻守于后方，因此行进速度略显缓慢。

闻知此事，蒋介石即刻下令，要求全国各处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领土。时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指挥着六万雄师，火速奔赴包头、归绥等地。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贺龙，早已率领部队将包头、归绥等地团团围住，正蓄势待发，准备入城接管。

傅作义部出其不意地抵达包头与归绥，迅速将其占领，这让我军措手不及。待我军反应过来，战士们奋勇反击，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我军装备落后，最终无奈撤出战场。

国民党高层将领中，傅作义以其卓越的守城技艺而闻名，此次在包头和归绥的坚守，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声望。随后，傅作义在华北地区与解放军展开了激战，原本与我军和平共处的局面亦不复存在。

蒋介石素来视中央军为心腹之师，对地方军则存有偏见。傅作义起初隶属晋军，因此在蒋介石眼中并不受重视。然而，随着他能力的日益凸显，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将“华北剿总司令”的职位授予他。

自绥远那苦寒之地踏入辽阔的华北平原，傅作义的心态亦随之转变，他对我军充满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与敌对抗。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我国军队保持着融洽关系的傅作义，此刻却沦为“反共内战”的急先锋，甚至不惜公开点名挑战毛主席，发布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在这篇文章中，傅作义对毛主席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对共产党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不仅如此，他更是公然在文中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招安行为辩护，其态度之狂妄、恶劣，令人侧目。

随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全文发布了傅作义的电文，电报标题为“傅作义力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加入政府”。事实上，我党对傅作义的电报更为关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亦全文转发了他的文章。

“在公开发表的檄文中，言辞应当尖锐激烈，如此方能激发解放区军民的愤慨之情，进而挫败傅作义部嚣张的气焰！”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傅作义部越来越嚣张，而我军则士气大涨，频频打败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秋，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华东、西北等地战场连连告捷。国军连遭挫败，战局出现转折。面对装备精良的国军为何屡屡失利，傅作义心生疑惑。同时，他也在深思个人未来道路，是否应寻求与共军和解？

在陷入绝境之际，傅作义为了维系自身实力，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打出“和平谈判”这张试探性的牌。

首先，军队并非不可或缺；其次，双方军队需后撤，谈判期间不得携带任何武器；再者，由傅作义负责发布通电，实现缴械。

遗憾的是，鉴于双方立场差异显著，分歧亦颇深，此次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共识。

12月19日的上午，双方再次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刘亚楼明确向崔载之等人强调：“在放下武器的基础上，绝不容许其反动武装力量的存续，更不许可向全国发布通电。”此外，刘亚楼还对代表们作出承诺，我们将确保傅作义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尽管此次谈判依旧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傅作义却由此洞悉了我党所坚守的底线所在。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了猛烈攻势，傅作义将军的嫡系部队悉数被击溃。在此关键时刻，北平地下党组织及社会各界民众纷纷发声，高呼“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及“保护北平千年古迹”。

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傅作义毅然决然，于23日向毛主席发出一封电报。毛主席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有利契机，随即在1949年1月1日向林彪发送电报指示：“你们务必把握时机，切实做好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此外，毛主席亦曾指示林彪将自身的六项意见转达给傅作义。

首先，现阶段不宜发布通电，傅作义此举实属不切实际，且极具风险。

其次，傅作义投身“反共”运动已久，自然难以避免将其归入战犯行列。然而，若他选择和平起义，则我们理应考虑对其罪行予以特赦，并保留其麾下部队。

傅作义态度不切实际。

第四，由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崔载之先生，其态度和善，他得以再次担此重任，传递双方的意愿。

第五、傅作义前往南京之举实属不妥，他面临着被蒋介石软禁的风险。

第六、彭泽湘身为中共叛徒，傅作义不宜对他予以信任。

得知毛主席提出的这六项建议后，傅作义深感触动，尽管最终他并未下定决心走上和平起义的道路，但他已然在追求和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北平与天津等城市已被我军重重包围，陆上通道已被彻底封锁。即便海上与空中逃亡者众多，但终究难逃被全歼的结局。与其面临被消灭的命运，不如选择向我国解放军投降。我军将一律实行宽大政策。若贵方同意，请立即派遣代表至本司令部进行接洽，我方将持开放态度迎接。”

自本通告公布以来，傅作义心中充满疑虑，遂特邀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及学者汇聚中南海，共商时局之见。

在座谈会中，徐悲鸿率先发声：“北平，这座享誉全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建筑艺术的瑰宝中尤为稀世。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便是与共产党展开对话，摒弃武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之困。”

众人对各自的见解纷纷发表，对和平解决北平之局的期望，无不集中于傅作义将军。本次座谈会对于傅作义最终下定决心与我军展开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傅将军仅以‘谈后即报’四字作答。”

1月11日，傅作义仍在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毛主席亦已做好最严峻的应对准备，并明确向解放军谈判代表下达指示：“预判天津守军于13日未必会遵照我方所提的时间和条件撤出城池，因此，你们需做好在14日对天津发起进攻的充分准备。”

1月14日，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进攻。在刘亚楼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的22个师在短短40分钟内便突破了国民党守军所吹嘘的“坚不可摧”的天津防线。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15日我们成功解放了天津。

1月15日清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人，以及傅作义派出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正式开启了谈判议程。此次谈判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及其具体操作方法，同时亦对北平的接管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一番艰苦的协商，双方最终在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随后，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

1月21日，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级以上干部的集会上，傅作义发表讲话：“我方已与共产党达成谈判协议，不久我们将撤离城池，接受改编……”

1月22日，傅作义于《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郑重落笔，并向中央通讯社指示，要求将此协议向全球范围内公开发布。与此同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有序撤离城内，静待改编事宜；傅作义亦自中南海移步，前往北平西郊其昔日的华北总部所在地。

1月31日，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这座城市古老而文明的底蕴得以完整保留，此乃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毛泽东同志询问傅作义：你作为部长，是否觉得缺乏实际权力？

在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之际，傅作义将军心生拜访毛主席及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翌年2月23日的上午，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傅作义，他赞誉道：“傅先生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这种精神实为可嘉。若非傅先生的大力协助，北平的和平解放恐难以如此顺利，人民心中自会铭记您的贡献！”

在那天午后，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傅作义。傅作义率先敬了一个军礼，随即便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我有罪！”毛主席却轻轻摇了摇头，温和地回应道：“不，我们应该感谢你，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举！”

毛主席在会客室内高度赞扬了傅作义。“傅将军，在和平解放北平的伟大事业中，您的贡献尤为突出！人民铭记在心，您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我们热切欢迎您的归来，同样，人民也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迎您的到来！”

傅作义怀揣着在有生之年贡献力量的愿望，提议：“我渴望能重返黄河套地区，投身于水利事业的建设。”毛主席沉思片刻后回应：“你对水利事业充满热情吗？黄河套的水利项目范围虽窄，但未来你有机会担任水利部部长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之际，傅作义荣膺首任水利部部长之职。尽管任命一经公布，便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之声：“老革命怎比得上新革命，新革命又怎及得上反革命！”毛主席听闻此言，脸色顿时严肃起来：“若有人真能做到，将北平城内的20万守军悉数调离，任由我方处置；还能让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北平城，不让一兵一卒动用，确保古都安然无恙，不受损伤，那他便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毛主席一语，怨气减轻。尽管如此，傅作义履新之际，水利部内仍有不少同仁视其为非党人士，有意对其进行刁难。即便在傅作义签署的文件中，也有不少人士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起初，傅作义在审阅完所有文件后，便不再亲自签署批示，转而交由水利部副部长代为处理，这一做法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惯例。傅作义对此并未予以过多关注。然而，当毛主席留意到水利部的批文中缺失了傅作义的名字时，他立即察觉到了其中的异常。

不久后，毛主席在天坛公园邂逅了傅作义，他们先就一些琐事闲聊了一阵，毛主席接着问：“你是否觉得我们共产党对你有所怠慢？”傅作义对此言颇感意外，急忙摆手道：“绝无此事，您不追究我的过错，我已经深感感激。再说，我对水利一窍不通，恐怕难以担此部长重任。”

“近期我查阅了一则关于水利的文件，却发现上面并未见到您的批阅签名。您作为水利部部长，是否感觉权限有所受限？”

傅作义轻轻摇了摇头，解释道：“由于工作繁忙，我频繁外出，以致于无暇审阅文件，副部长代为批阅亦然。”毛主席听闻此言，目光在傅作义身上停留了片刻，继而沉默不语。

自是而后，无论巨细事宜，若无傅部长的明确批示，皆不得行！务必邀请傅部长出席党组会议，并允许其发表高见！

随后，傅作义不负毛主席所托，他年年不辞劳苦，投入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跋山涉水，深入全国各大型及中型水利电力工程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

在毛主席“务必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下，傅作义付出了辛勤努力，他频繁深入黄河中下游实地考察，深入探讨治理的可行性方案。

1950年六月下旬，傅作义及其工作人员对黄河中游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首先抵达开封，对黄河的防汛工作进行深入了解，紧接着前往河堤，对黄河北岩引黄工程进行了细致勘察。当傅作义一行抵达陕县时，正值酷暑，气温攀升至40度，室内家具几乎烫手，即便是静坐不动，也足以让人汗流浃背。即便气温炽热，年方花甲的傅作义亦不甘于在室内悠闲度日，毅然决然地迎着炎炎烈日，外出实地巡视。

每至水利工地，傅作义不仅详尽掌握当地工程进展，更是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他总会关切地视察工人们的生活环境，包括居住的工棚以及饮食状况。尽管自身患有胃疾，需少食多餐，但出差途中，他却仅携带了些许馒头干作为应急食物，饥饿时便随意啜啄几口。

1952年5月，傅作义受毛主席之托，前往分洪工地进行慰问。途中，恰逢倾盆大雨，路面泥泞不堪。即便如此，他依旧毅然决然地冒雨前行。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荆江分洪工程工地的30万军民齐心协力，成功在雨季来临之前，圆满完成了全部任务。

1954年7月，59岁的傅作义携手水利部相关人员，踏足石河子、阿克苏等地，对数十项水利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途中，他们有时需乘坐汽车穿越辽阔的大戈壁滩，每日行程长达五百余公里。这对年近花甲的傅作义而言，无疑是艰苦卓绝的考验，然而，他依然坚韧不拔，始终如一。

周恩来、傅作义

1957年4月13日，傅作义于出席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开工盛典之后，虽身体略有不适，却毅然决然地急忙赶往晋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遗憾的是，由于过度辛劳，他的心脏病不幸发作。得知此事后，周恩来即刻从北京派遣心脏病专家乘坐飞机赶赴太原，全力施治。待傅作义的病情有所缓解，周恩来仍坚持要求进行考察。然而，在山西省委和护理人员的劝阻下，他最终不得不作罢。

在三年困难时期，陶铸遵照中央的安排，诚挚邀请傅作义及其家人前往广州修养。然而，傅作义却表达了这样的意愿：“若仅是为了休养，我并不愿前往；若是能让我在那里有所作为，诸如考察水利等事宜，那我则愿意前往。”

傅作义抵达广州之后，首先对花县、新会、佛山等地的水库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众多小水电站及其他水利工程进行了细致查看。值得一提的是，每当踏足一座水库，他总会先服下一片硝酸甘油，随后独自攀上坝顶……

1963年，河北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洪水灾害。傅作义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尽管身体刚刚康复，他仍毫不犹豫地向防汛指挥部发出电报，急切地询问治洪救灾的最新进展。同时，他不止一次地恳请亲自前往抗洪的最前线。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与世长辞。4月23日的午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内，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主持人，叶剑英元帅深情地发表了悼词。毛主席以及众多国家领导人纷纷献上了花圈，以表达对逝者的深切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