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名战友集体染病，2 人牺牲追封烈士，那年秋收的痛我们记了一辈子

1976年，我正式加入军队。彼时，我们所在的部队与一座军农场相距仅七八里路程。据部队里的老兵介绍，每逢秋季收获时节，整个团都会前往农场支援“三秋”生产工作。之所以需要这样的支援，核心原因在于农场面临时间紧迫、人员短缺、任务繁重的困境，必须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全力协助完成水稻的抢收任务。

我们大多来自北方农村，对于收割小麦、采摘玉米这类农活还算熟练，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但面对水稻收割却完全是门外汉。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模仿老兵和南方战友的操作，一步步学习收割、脱粒与捆扎稻草的流程。就在我们连续奋战五天后，连队里有几名战士开始出现全身酸痛的症状，还伴随着发烧，我和王玉生都在其中。

起初，我以为是这几天高强度劳动导致身体疲惫，或是干活时出汗后脱衣服不小心着凉感冒。连队卫生员给我拿了些治疗感冒的药物，第二天我便继续投入到秋收工作中。然而，当天晚上回到营房后，我的烧不仅没退，反而更严重了，浑身没有力气，小腿肚子也开始疼，实在撑不住，我只好向班长请假休息。

随后，我的老乡刘太生、闫新民，还有来自四川阿坝地区的几名战士，也陆续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连队卫生员见状，立刻将情况上报给营部。营部的医生询问过我们的症状后，同样按照感冒的治疗方案为我们用药。可到了第四天，我们的高烧依旧没有减退，小腿肚子的疼痛感反而加剧，就连上厕所都需要班里的战友背着去。

我虚弱地躺在床上，尽管腿部疼痛难忍、全身都不舒服，但意识还算清醒。从宿舍门口望去，能看到连队操场上有不少人在走动，其中有些人脚步十分匆忙。

傍晚六七点钟，班里来了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军医。我心里满是疑惑：团里的卫生队从来没有女兵，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我们这点感冒还惊动了大医院？女军医详细询问了我的不适症状、发病时长以及之前服用过的药物，我一一如实回答。之后，医生又触摸检查了我大腿上的淋巴结，几人相互对视一眼并点了点头，叮嘱我好好躺在床上不要随意动弹。

不过，我躺在床上时，隐约听到班长对其他战友说“已经不行了”，当时根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大概到了晚上八点多，连队指导员对班长说，要尽快把我送往医院。班长简单帮我收拾了洗漱用品后，卫生队的救护车连夜将我们六个发病较早、症状较重的人送到了军区四十八医院。

救护车上没有配备担架，我们只能互相搀扶着坐在凳子上。我紧闭双眼，车辆在颠簸的公路上行驶，让我感觉昏昏沉沉。途经县城和村庄时，不时能听到坐在驾驶室里的医生向路边人群大声呼喊：“让开！快让开！车上有病人！”

午夜十二点左右抵达四十八医院后，我们被直接送进了医院最偏僻的角落——传染科。当时我们都十分不解：不就是普通感冒，怎么会被安排住进传染科？情况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由于医院在我们到达前就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医生立刻为我们安排输液，并进行青霉素皮试，而且要求每隔六个小时注射一次青霉素。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打针的疼痛感格外强烈。

事实上，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发病较早的王玉生和四川阿坝籍战士王坤强，已经在团卫生队不幸离世。他们的死因是高烧引发肺部大量出血。连队担心我们这些重症患者得知消息后，心理压力增大而导致病情加重，所以一直对我们隐瞒了这个噩耗。而此时，连队里出现相同症状的战士已经达到三十人。

两位战友的病故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多名医生紧急会诊，最终确定我们感染的是“钩端螺旋体”病。

这种疾病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发，属于急性动物源性传染病，也被简称为钩体病。疾病早期主要表现为钩端螺旋体血症，中期会出现各脏器损伤与功能障碍，后期则会引发多种变态反应性症状。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出现明显的肝、肾、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及肺部弥漫性出血，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该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受感染鼠类和猪的排泄物传播，发病时会出现高烧、全身疼痛、头痛、乏力等症状。因此，在确诊为钩体病后，医院立即对我们采取了紧急抢救治疗措施。

后续调查发现，我们收割的某一块稻田中存在这种病毒。由于我们北方兵和来自高原地区的阿坝兵从未接触过稻田环境，所以感染人数最多；而四川籍战友从小就有在稻田劳动的经历，体内已产生一定抗体，因此感染人数极少。

第二天下午，医院又接收了七名来自我们连队的战友。其中，我的老乡闫新民刚到医院没多久，就被直接送进急诊室抢救。医院同时通知团卫生队，称有一名战士病情危急正在抢救，但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却误听成了“病故”。次日，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拉着连队干部和为战士准备的衣物赶到医院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下午，闫新民的病情稳定下来脱离危险后，我来到急救室看望他。他开口第一句话就问：“王玉生住在哪个病房？”我惊讶地回答：“玉生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医院啊！”他说团卫生队里也没有王玉生的身影。由于当时我们都不清楚真实情况，我只好推测：“玉生会不会是被转到成都的医院了？”

据医生介绍，治疗“钩端螺旋体”传染病的特效药是青霉素，而且感染这种疾病并治愈后，人体会获得终身免疫力。因此，后来我被调到军农场工作，即便经常下稻田劳动，也从未再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

那时候，我们连队总共一百二十多人，却有七十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医院病房、卫生队以及连队队部里，住的全是我们连队的病号。有些战士症状不算明显，也主动要求注射青霉素预防。那段时间，其他连队的战友来到我们连队时，都会觉得操场上毫无生气，听不到歌声，也没有往日的欢笑，气氛死气沉沉，就连晚上宿舍里的灯光都显得格外昏暗。

当时我们谁也没料到，身体素质一向极好的王玉生会不幸离世。他是我们连队几个老乡战友中，唯一一位知青，不仅高中毕业，身高将近一米八，还有一张圆圆的脸庞，尤其那健壮的体格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投手榴弹时，他一出手就能扔出五六十米远。曾经，我们两个还在操场上搭建的地震棚里促膝长谈，分享各自的生活体会与人生理想，没想到仅仅十多天后，我们就阴阳两隔，成了永别。

起初，团里对去世的王玉生和王坤强，只是按照一般病故的标准处理。后来，经过两位烈士家属的要求，以及上级党委的研究分析，最终认定：我们连队是遵照上级指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王玉生和王坤强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感染病毒牺牲的。随后，团里向上级党委申请，经批准后，正式追封王玉生和王坤强为烈士。王玉生的骨灰由他的父亲带回老家，安葬在我们县的烈士陵园。

2022年5月，王玉生烈士生前所在班的老班长戴明涛，不顾自身病痛，与其他三位老班长一同从上海专程来到我们市，祭奠王玉生烈士。

据老班长戴明涛回忆，王玉生不仅是他班里的战士，更是他的好兄弟。当年王玉生患病直至离世期间，戴明涛刚好回上海探亲。等他回到部队，看到王玉生战友空荡荡的床铺时，心里格外难受。这次专程来祭奠王玉生、看望他的亲人，正是为了完成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心愿。

那天，烈士陵园的气氛格外肃穆。天空阴沉，不久后又飘起了蒙蒙细雨，仿佛连老天都在为烈士的逝去而悲伤哭泣。由于王玉生烈士的父母早已过世，戴明涛老班长与当年和我们一同入伍的几位老兵，在烈士妹妹和弟弟的陪同下，缓缓走向王玉生的墓碑。

王玉生烈士的墓碑矗立在一片翠绿的柏树丛中，显得格外肃穆庄严。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王玉生烈士献花、默哀、鞠躬。凝视着烈士的遗照，心中满是思念之情。当年我们连队一同入伍的九个老乡战友，如今相聚却少了一人，这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此时此刻，我真切体会到了军人之间那份“一日当兵，终身兄弟”的深厚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