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建军节之际,重温这部影片,依然能唤起我心中别样的情愫。
尽管《建军大业》在起初因大量启用“小鲜肉”而遭受非议,然而事实上,该片中的众多演员年龄实则超过了他们所扮演的革命先烈,这无疑与彼时的历史事实相契合。
演员的表演可谓是相当出色,台词更是恰到好处,充分展现了编剧的深厚功力。
须得提及一例特异情形,时至今日,提及秋收起义的指挥者卢德铭,多数人的脑海中浮现的便是《建军大业》中张艺兴所塑造的角色形象。
实际上,关于秋收起义的影视作品诸多,提及卢德铭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由于毛主席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对于这位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公众的了解却相对有限。尤其是考虑到卢德铭牺牲时年仅26岁,他的事迹在学校教科书中提及的更是寥寥无几。
卢德铭之所以被任命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关键在于起义的主力军——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亦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正是他自武汉率领而来,该团成员约2000人,均为出身正规的军人,且战斗力显著。
然而,颇具反差的是,随着秋收起义的落幕,卢德铭在军队中的声望骤然下跌,其地位被另一位部属——余洒度所取代。
一
与《建军大业》同期播出的电视剧,便是备受关注的《热血军旗》。
在剧中,卢德铭提及余洒度时,曾有一句台词颇具深意:
“他如今已是师长,自然不再将我这个总指挥放在心上。”
这句话有历史背景。
卢德铭、余洒度,以及后来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钟文璋,这三位均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在校期间,他们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们一同加入了叶挺指挥的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隶属于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伴随着叶挺独立团的不断扩充,原先的共产党员也陆续被分配至第四军的各个部队中担任要职。
张发奎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渊源,便根植于此(张发奎与叶挺私交亦颇深)。
即便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在其所指挥的第一军中着手实施清共措施,然而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军却未曾跟进此举措,反倒是持续接纳中共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掀起四一二政变的浪潮,周恩来等众多共产党人被迫撤离上海,逃往武汉寻求庇护。同年六月,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扩充为第二方面军,并在武昌设立警卫团。卢德铭遵照党的决策部署,被任命为该团团长,同时依据组织安排,负责收容我党流散的同志。湖南领导骨干该部队知名成员有: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客观埋下了起义伏笔。
必须明确的是,卢德铭在治军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他深知,党组织赋予他这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未来必将有所作为。因此,他毅然决然,立志将这支部队锤炼成为一支精英之师。
汪精卫于武汉策动“七一五”政变,自此革命局势愈发陷入困境。
当时,党组织已作出决策,将发动南昌起义。按照既定计划,卢德铭所率的警卫团亦应投身于这场起义之中。然而,到了起义当天,该团却意外地滞留于武汉。
8月1日,卢德铭先后收到了两份紧急电文。其中一封,出自张发奎之手,指令他率部前往九江集结,为即将发动的南昌进军做准备。另一封,则是周逸群的来信,敦促卢德铭迅速带领部队前往南昌,参与即将爆发的起义行动。
卢德铭凭借张发奎所下达的调令,指挥警卫团前往南昌。然而,鉴于起义部队已先行撤离南昌,且敌军紧追不舍,四面合围,卢德铭遂临时作出决策,率领部队深入至湘鄂赣三省交汇之地的修水与铜鼓地区执行任务。
卢德铭已非部队成员。
8月7日,卢德铭率领部队抵达武宁,听闻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之讯,遂决意化装成普通百姓,独自一人返回武汉,以接受党的最新指令。彼时,与他一同出发的尚有两位同伴,其中一人正是当时的指导员。辛焕文任参谋长韩浚。
韩浚,即在1947年莱芜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第73军军长。
三位主要指挥官均已离队,鉴于部队急需有人引领,卢德铭便任命当时担任团副兼一营营长的余洒度担任代理指挥。
值得关注的是,在修水进行休整期间,警卫团意外遭遇了一支踊跃投身南昌起义的革命队伍中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其领袖为余贲民。
应当强调的是,平江义勇队的人数并不在少数,实则与浏阳义勇队合并后,成员总数已达一千余人。
警卫团与平江义勇队在罗荣桓领导下的农民武装队伍汇合后,便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积极开展征兵工作。
二
卢德铭于部队抵达修水之后,即刻与中共湖南省委建立了联系,并遵照夏曦的指示,继续投身于南昌起义的筹备之中。
然而,随着卢德铭等人的抵达武汉,当地党的领导人在向中央请示后,驳回了夏曦的指令,并指令卢德铭重返部队,参与即将到来的秋收起义。
彼时,中央在毛主席的劝说之下,已在湘赣边界发起了秋收起义。毛主席担任中央特派员,卢德铭出任起义的总指挥,韩浚则担任副总指挥。辛焕文党代表兼政主任。
1927年9月4日,卢德铭在返往部队的途中,不幸遭遇湖北崇阳的国民党政府军队设下的围捕。辛焕文壮烈牺牲,韩浚被唐生智被捕后,被关押两个月后获保释。
资料记载,韩浚在获释之后,曾前往武汉寻找党中央,却未能如愿以偿。此后,他便与党组织断了联系。1931年,蒋介石派遣人手联络黄埔军校的旧部,韩浚在受到诱惑后,接受了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的职位,从而完全离开了革命队伍。
换言之,在秋收起义尚未拉开序幕之际,部队便已接连遭受重大将领的损失。
卢德铭归队后,即刻以总指挥的身份展开行动。
此刻,部队的编制已非往日的警卫团,早在8月20日,毛主席便提出,应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函,明确指出:“我们不宜再以国民党的旗帜行事,而应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并力主“立即果断地树立红旗,以号召革命”,进而构建工农兵的政权。
我军正式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余洒度担任师长,余贲民出任副师长。钟文璋同时担任参谋长与第一团团长的职务。该师下辖三个团,其中第一团为原警卫团的主力部队,而第二团则是……安源工人武装力量与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联合编队,由团长王新亚率领;而第三团则由江、浏阳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以及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由团长苏先俊指挥。
显而易见,此刻的余洒度已牢牢掌控了话语的主导权。纵然卢德铭曾是警卫团的团长,位居余洒度之上,但此时余洒度对卢德铭的态度已然不再那么尊重。
卢德铭的影响力,局限在由原警卫团改编而成的第一团范围内。
余洒度此人深藏不露,颇具政治抱负。昔日,他在团长之下,鲜有显著作为。然而,待他掌舵之际,其气质与态度便迥然不同。
尤其是为了扩充部队规模,我们未加甄别便吸纳了黔军邱国轩的部队。需知,在警卫团进驻修水之前,邱国轩的部队与警卫团之间曾是对峙的双方。
这支部队能信吗?
余洒度那时顾不上了。
盲目的整合邱国轩部是导致秋收起义败北的一个关键因素。邱国轩在关键时刻背叛了队伍,这直接导致了起义军中坚力量的第一团遭受重创,进而使得团长钟文璋下落不明。
邱国轩此后潜返平江县,继续行劫掠之实。然而,不久后,他被平江游击队擒获,最终遭以极刑。
在长沙战役受挫之后,部队撤退至文家市进行休整。
即便深知敌强我弱,余洒度依然毅然决然地执行了进攻长沙的指令。关键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力挺毛主席的建议,主张放弃长沙,转战罗霄山脉,这才促使余洒度转变了初衷。
三团副团长兼三营营长的伍中豪,竟愤然拔出枪支,对余洒度厉声斥责。
“谁领导谁?”
余洒度理屈词穷,只得同意。
当时,起义部队在途径芦溪并准备继续前行之际,部队不幸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在关键时刻,余洒度非但未与卢德铭的指挥相配合,反而接连下达数道与卢德铭意图背道而驰的指令,致使起义部队陷入混乱。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英勇献身。
三
余洒度之所以能够对部队实施有效掌控,除了其固有的军阀式思维之外,更关键的在于,这支部队本身便属于一支传统的旧式军队。
尽管警卫团的组建亦是在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之中,然而,士兵们投身军旅,其初衷多源于对温饱的渴求,而非出于对崇高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
在这种特定情境下,余洒度身为该部队的主官,尤其是在卢德铭离队长达一个多月之后,他的影响力对整个队伍而言,无疑是显著的。
幸好,队伍中依然保留了众多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团结一心,共同抵御余洒度的挑战。
这为三湾改编奠定了基础。
余洒度原本坚信,在卢德铭英勇献身后,无人能够制衡他的行动。然而,此时的余洒度却几乎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当队伍途经莲花县时,当地农会的成员前来报告,告知我们国民党当局已逮捕了多名农会干部,并将他们囚禁于狱中。目前,莲花县仅由两个民团负责守卫。他们迫切希望队伍能够协助解救这些被困的干部。
余洒度持不同意见,他指出,起义队伍仅有百余人,根本无法与民团抗衡。
毛主席坚信,鉴于当前队伍的实际状况,攻占莲花县是可望而可及的,此举亦能显著提振士气。
举手表决,一致赞同毛主席。
事后,毛主席率军成功攻克莲花县,此举使得余洒度在军中的声望进一步遭受了冲击。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抵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鉴于余洒度同志暴露出的军阀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认为他已不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官的职务。因此,他提议将部队精简为一个团,并重新推举一名团长。
此刻,余洒度依旧企图凭借其在部队中积累的影响力,谋取团长的职位,甚至装模作样地声称:
“大家有权利提名候选人,不必局限于选择我。毕竟,我们必须坚持民主的原则。”
未曾料想,在提名环节中,众人竟无一提及余洒度之名,此情此景令余洒度既感羞愧,又添恼怒。
毛主席所提名的张子清虽未最终当选,然而回顾张子清的后续事迹,不难看出毛主席的眼光独到,见识卓越。遗憾的是,张子清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陈浩虽后脱颖而出,当选为团长之职,然而不久后,他却企图率领部队叛逃,最终被毛主席亲自下令,遭致枪决之命运。
余洒度无颜在部队。
1927年10月3日,起义军抵达宁冈之际,上级下达了指令,责令追究部队未攻取长沙之责。身为师长的余洒度,主动请缨,脱离部队前往省委进行汇报,此后便再未归队。
在担任湖南省委军事部长期间,余洒度撰写了《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合并之原委及参加两湖战役情况报告》,该文发表于中央内部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的第13期,成为后世研究秋收起义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