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明月独举 气节长存（徐百柯）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俩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2002年，雷海宗诞辰10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容庚：宁跳江，不批孔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

徐中舒：学界泰斗的“本分”

徐中舒去世后，同系的一位老教授坐着轮椅赶来吊唁。别人要抬着他上楼，他不许，趴在楼梯上就放声大哭。

三十多年前，在“反右”斗争刚开始时，这位年轻气盛的教师曾是积极分子，认为系主任徐中舒已成老朽，便经常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徐先生。孰料形势急转直下，没过两天，反倒是出风头的他本人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打击，他想要轻生。可妻子怎么办，5个孩子怎么办？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几天前自己刚刚批评过的徐先生最为厚道。于是登门找徐先生：托孤！

徐中舒绝口不提此前的恩怨，只是劝他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前途。徐中舒的孙子徐亮工曾看见过祖父写给同样被划成“右派”的叔叔的信，“祖父对自己儿子这样说，对他也这样说。”

于是，此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后来还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不过据徐亮工回忆，这位教授此后一直保持着某种矜持，和徐中舒的来往并不多。但那一哭，足以说明一切，“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在徐中舒的儿子徐安石眼中，作为学界泰斗的父亲，最恰当的评价却是“本分”二字。“他的话不多，但从不说假话，哪怕是在‘文革’期间。”

开《海瑞罢官》讨论会，当时很多先生已经“学聪明了”，闻到味道不对，于是包括有些和吴晗私交甚好的人“都开始滑了”，说起话来不知所云。但徐中舒说：“吴晗写这个东西，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吴晗。但姚文元的说法我觉得不对，清官总是比贪官好吧，怎么连清官一块儿批呢？”很快，记录这次会议的小册子就从“学习辅导材料”变成了“供批判用”，徐中舒成为“文革”中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

他常被拖出去批斗，但对此却异常豁达，每次批斗回来，倒头便睡，大概不到5分钟就鼾声大作了。那时，徐亮工还小，但也被逼着写了大字报，要和祖父划清界限。祖母骂他：“小崽子！你祖父这么爱你，你居然要划清界限？”祖父却在一旁笑着说：“他该写啊，他应该写嘛，不写咋个办呢？”

“我觉得他是看穿了，毕竟是研究历史的。”徐亮工说。

历史系的吴天墀先生，1949年之前参加过青年党，在西康省政府任过职，因而被判定有“历史污点”，开除了公职。迫于生计，他只好去拉架子车，同时卖掉了藏书。徐中舒觉得这个人才可惜了，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

据说，吴先生后来也这样对他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分你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

四川南充一个小学教师，考徐先生的研究生没考上。他家里穷，偏又生病住院，徐中舒托人带钱给他，并劝他，考不上没关系，照样可以做学问。后来此人来拜访，徐中舒当真在饭桌上给他讲起了《左传》。徐安石回忆：“那可是一句一句地讲啊，非常耐心。”

对年轻后学，不管水平怎样，只要说是对学问感兴趣，徐中舒就来劲儿，就高兴得不得了。常有很多青年人写信来问学，徐中舒嘱咐孙子要一一回复。徐亮工不以为然：“这些信还要回吗？不理就完了！”徐中舒却总是说：“唉唉，还是要回的，要回的。”对一些具体问题，他会告诉徐亮工去查哪本书，就可以回答了；对泛泛而谈的，则让徐亮工写些鼓励的话。

“于是我回了好多这样的信！”今天说起这段往事，徐亮工还颇有些“无奈”。

与老友蒙文通相比，徐中舒缺乏幽默。非常难得的一次，他和友人在校园里散步，路过几栋红砖修的楼房，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又红又‘砖’吗？”而多数时候，他和朋友下棋，可以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徐亮工遂下一断语：“寡然无味。”

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

傅本立和他父亲傅鹰一样，一口京腔。

“他这人‘大不吝’，”傅本立从老北京话里搜出这样一个词形容父亲，“也就像是无所谓的意思。‘让我说我就说，什么都不管不顾’。他就这性格。不说假话。”

因为傅鹰的磊落耿介，他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在“反右”斗争中竟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不过，这种“大不吝”的性格，最终让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发动“反右”做了思想铺垫（此文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中没再收录此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时，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毛泽东还有一篇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但已为许多党史研究者所引用，并收入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就是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据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回忆，毛泽东所说的傅鹰的“尖锐批评”，登在中宣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标题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鹰在当年4月底北大化学系接连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言论也有些“惊世骇俗”。从几个小标题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

这就是傅鹰。上面让“大鸣大放”，他真的就“大不吝”地开始鸣放，把他所看到的现状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讳。不过，这一次他是幸运的。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反右”中，“傅鹰则因为有过毛的这番话，得幸免于这一场灾难”。而据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回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傅鹰给予充分肯定，后来，不但先生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北大的教授们也都因此而幸免”。

“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中的那种“幸运”。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共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有人曾以“坦荡”形容傅鹰。他在胸前挂着黑牌子挨批时，还不忘要看看别人胸前的黑牌子上都写着什么。

即便是被关进牛棚，傅鹰仍在“大不吝”地发表着自己的评论：“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把运动搞乱了”；“‘批林批孔’，干嘛把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对孔子要一分为二”；“我担心（周）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曾经有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但据傅本立回忆，傅鹰先生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不知下落。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蒋百里：亦儒亦武真豪杰

蒋百里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当时，他身着黄呢军服，外罩红缎里子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锃亮的长筒马靴，骑一匹高头大马到校。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随即倒在血泊中。

他于前一晚写下的遗书中说：“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风气有关。”留给老母的信中写道：“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前途及民国有益。”

所幸的是，子弹未打中心脏，蒋百里被救活。他离任后，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他的一张小照，留为纪念。

在自杀事件震惊全国之前，蒋百里，这个中国军人，曾震惊了日本和德国军界。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这项殊荣被一个中国人获得，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的一段尴尬，军界耿耿于怀，以至从下一届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是蒋百里的密友蔡锷，后来成为著名的“护国将军”。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遂赴德国军队深造。他的出色才华很快崭露头角，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非常欣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名震中外的军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民国时著名记者陶菊隐说，他早在青少年时代就闻蒋百里之盛名，“初以为他是个须髯如戟的伟丈夫，而见面之下，温文尔雅不类其人。”

在陶菊隐眼中，步兵科毕业的蒋百里马术绝佳，骑马根本不用缰绳、马鞍和马鞭，只是上马时缺少一股子赳赳武夫的劲头。“他这个武学生，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书生本色的。”

在德国时，国内汇来的钱大多被他用来买书，而文史方面的，比军事书籍更多。他的德国友人回忆，秋天橡树落叶中，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作品，风神俊朗如神仙中人，这就是蒋百里。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价蒋百里：“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

蒋百里曾写过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著名文史家曹聚仁说，蒋百里本人正像达#8226;芬奇，有多方面的光芒。“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不过，蒋百里一生的顶峰仍是军事。他提前20年断言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等文，驳斥了“速胜论”和“速败论”，认定战争将相持下去，但中国必胜。1938年，他代理此前一直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的陆军大学校长这一重要职位，本想贡献于抗战，数月后却病逝于广西宜山，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

收录其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扉页上题：“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